猪流感、1918大流感、埃博拉......这些疾病的名字不仅表达恐惧，还有羞耻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疾病起一些好一点的名字？
劳拉·斯平尼（Laura Spinney）是一位科普作家，其作品曾经发表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自然》（Nature）、《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和《电讯报》（The Telegraph）等媒体之上。她最新的一本著作是 2017 年出版的《苍白骑士：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目前，斯平尼居住在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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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 1918 年大流感吗？一个世纪前，那场流感席卷全球，导致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感染病毒。最终共有大约 5000 万人丧生。你可能不记得。不过你也许对“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有些印象。实际上，“西班牙流感”正是 1918 年大流感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绰号。西班牙人则将那次流感叫做“那不勒斯士兵”（Naples Soldier）。第一波流感来袭时，引人注目的音乐剧《遗忘之歌》（The song of forgetting）正在马德里进行首次公演。人们便借用此剧的角色和剧情，将“那不勒斯士兵”作为此次流感的绰号。西班牙人知道这场流感的发源地不在他们的国家，因此拒绝为此背锅是可以理解的。
人类给疾病命名的历史堪称丑陋不堪，而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则算得上这段历史上的一个“纪念碑”。1918年，全世界都笼罩在一战的阴云之下。参战国对自己的媒体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为的就是避免媒体报道影响国内的士气。西班牙在一战中保持中立。当第一个病人出现时，西班牙媒体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实际上，美国在两个月前已经出现了感染病例，法国更是在数周之前就发现了该病的患者。不过，美国和法国的媒体并没有展开报道。在全世界眼中，这场流感是从西班牙爆发兴起的，而其他国家的宣传机构对这样的错误认知也采取鼓励态度。在他们看来，西班牙正是替自己背锅的合适对象。
给疾病命名可是一门学问。这其中既涉及政治因素，又要考虑找到替罪羊的人性需求。同时，疾病的名字还要精准的传递出致命性这一信息。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试图移除疾病命名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无论是发生在哪里，只要是传染性疾病，联合国下属的三大机构就发挥了极其重要角色：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WHO 组织制定国际疾病分类系统（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简称 ICD），并根据其中的规则对各种人类疾病进行最终命名。2015 年，WHO 更新了对传染性疾病命名的指南。据悉，绝大部分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的疾病都是传染性疾病。
2015 年之前，我们疾病命名系统实在令人担忧。在疾病发生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获知的信息少之又少，这就给疾病命名带来了困难。不过我们却又要给新的疾病起一个名字，因为与一个没有名字的威胁抗争实在是非常艰难。2012 年，第一例中东呼吸综合症（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出现在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然而三年后，这一疾病又在韩国大规模爆发。莱姆病（Lyme disease）以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小城的名字命名，最早出现于 1976 年。如今，这一疾病在北美、欧洲和亚洲都有分布。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原来看起来很合适的名字变得不合时宜。但是在当时，这些疾病的确就只出现在某些固定的区域内。
人类在给疾病命名这件事上本来就做得很差，而互联网的出现更让一切雪上加霜。有了网络后，疾病的名字可能比疾病本身的传播速度还快、传播距离还远。尤其要说的是，第一个给疾病起名字的人很可能是政府官员或者新闻工作者，而不是疾病领域的专家学者。考虑到这些弊端和问题，WHO 推出了 2015 版疾病命名指南。他们的目标并不高：在 ICD 根据更多信息和更深入认知对疾病正式命名前，阻止人们给疾病起一些糟糕至极的名字。而在 ICD 得出正式的命名结论后，WHO 会将新的疾病名称公之于众。
根据 2015 版疾病命名指南，传染性疾病的名字中不得出现地点和物种的名称，也不得出现能够以性别、宗教和文化身份进行划分的人群名称。当然，诸如“未知”和“致命”这样容易引起恐慌的词汇也不能使用。虽然 WHO 不会更改已有疾病的名称，但是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r）和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这样的名字以后将不会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据 WHO 介绍，此后对疾病的命名将使用通用描述类词汇。这其中就包括描述病症的词汇，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水样腹泻”。疾病的名字可能会体现患病群体的特征，但使用的都是中性词汇，比如在儿童疾病命名时使用“青少年”，在母亲群体所患疾病命名时使用“母性”。疾病的名字中还可能出现季节或者身体系统，比如说“心脏内科疾病”或者“神经系统疾病”。另外，导致人们患病细菌和病毒的名字也在可用范畴之内。说到这，我们不由得想到甲型链球菌（streptococcus A）、冠状病毒（coronavirus）、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和沙门氏菌（salmonella）。采用这套命名系统后，如果多个疾病的名字出现相同的情况，那么我们将用数字对其进行区分。
WHO 叫停了根据政治因素命名疾病的行为，希望借此强化公共健康情况。总的来看，对疾病的错误命名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2009 年爆发的病毒性流感最初被冠以“猪流感”之名，但实际上它却可以在人类之中传播，对猪反而造不成影响。受到误导的埃及政府为了阻止疾病扩散，依旧要求大规模屠宰国内的生猪。据悉埃及境内共计屠宰了大约 30 万头生猪，其中大部分属于埃及国内的少数民族科普特人。
在给疾病命名的争辩中，流感是一个焦点话题。导致流感的病毒非常不稳定，因此新的病毒变种总是不停的诞生。如此一来，我们就要给每一种新的变种病毒起一个用来识别区分的名字。不过，其他变异能力稍弱的疾病也可能成为这场争论的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HIV 病毒首次出现。那时候，人将其称作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简称 GRID）。这个名称不仅使同性恋群体蒙上污名，同时也使异性恋者低估了无保护措施性爱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针对艾滋病开展的研究没有得到社会重点关注。相比于这个疾病的威胁来说，当年各个研究项目得到的经费支持可谓杯水车薪。
具有误导性的疾病名称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崩溃，也可能导致人们丧命。鉴于此，WHO 在疾病命名领域的努力应该获得赞扬。新的疾病命名系统看上去非常合乎情理。事实上，人们很难找到理由反对全新命名规则实行的理由。可现实中，人们还真就提出了反对。
一些科学家表示，WHO 的疾病命名指南可能导致平淡乏味且容易被淡忘的名字出现。这使得人们很难区分各种疾病。在新的规则下，马尔堡病（Marburg disease）将会被冠以“I 型线状病毒引发的出血热”（filovirus-associated haemorrhagic fever 1），而埃博拉（Ebola）则会被命名为“Ⅱ 型线状病毒引发的出血热”。其他人称 WHO 指南可能导致潜在的有用信息无法出现在疾病的名字中，比如病原体在大自然中寄生的动物名称。基于此，我们不应该接受 WHO 的命名规则。
其他批评人士则对 WHO 命名规则背后的指导精神进行攻击。他们认为对疾病名称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因为疾病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人畜共患疾病（起源于动物的人类传染病）在最近十几年中频频爆发，而这也是 WHO 最初推出疾病命名指南的原因之一。随着全球人口激增，人类开始侵袭新的生态系统，也开始与全新的病原体产生接触。批评人士表示，新自由主义（一种思想体系，其指导思想是充分竞争和最小程度的国家干预）使得人口激增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恶化。
在 2016 年出版的《大型流感源于大型农场》（Big Farms Make Big Flu）一书中，进化生态学家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指出由动物传染的疾病威胁不断增加、新自由主义所鼓励的农业技术和食品生产各阶段之间的纵向整合三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农场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单个农场的规模却不断扩大。如今的农场里有很多超大型牲口棚，其中圈养了数量庞大的牲畜。通过各类技术，这些牲畜在数月之内就能长大成熟。接着我们会将其屠宰、加工，然后运输到全世界各地。我们所吃的食物就是由这些奉行大规模生产理念的农场生产出来的。从遗传学角度看，特定畜群里的动物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它们在面对传染性病原体时无法产生免疫“防火墙”。病原体迅速在畜群内传播开来，并且在此过程中疯狂进化变异。大部分新变异出来菌株都无法跨越种族障碍而感染到人类身上，但是最终某一个变异菌株将具备这种功能。华莱士说，这些大农场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畜共患病培养器。人类面临很多严重疾病的威胁，而华莱士表示诸如尼帕病毒（Nipah virus）、Q 型发热（Q fever）、戊型肝炎（hepatitis E）和具有致命性的新型禽流感就是由这种大农场食物生产模式导致的。
WHO 不希望地名信息出现在疾病的名字中，因为这种命名方式通常具有误导性，而且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一位 WHO 新闻发言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决定和控制疾病的爆发地。无论如何，让一个地区的人民因为某个疾病蒙羞都不是好事。”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化特征越发明显的产业体系中掌控着越来越重的话语权。对他们来说，WHO 的理解有其道理。但是疾病名称中包含的地理位置依旧能为我们提供有用信息。放弃地理命名法而采用生物医学命名法之后，那些在疾病爆发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国家就不用再背负帮助全世界对抗疾病的责任。H5N1 禽流感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都爆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大概不是什么巧合。这两个疾病出现时，广东省的农业格局正在经历一场剧变，其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家禽饲养量显著提高。
华莱士承认疾病的起源通常复杂多样，疾病的绝对地理区域和相对地理区域之间也存在区别。第一个埃博拉病例出现在埃博拉河（River Ebola）流域，也就是如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境内。人们用绝对地理区域对其命名，而华莱士也认为这个名字对我们毫无帮助。相反，埃博拉病毒的相对地理区域倒是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为了促进伐木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当地大规模砍伐森林。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与埃博拉病毒在自然中的宿主——蝙蝠有了更多的接触。然后埃博拉就爆发了。当地的公共卫生服务在经历多年的结构性调整非常缺失，这也加剧了疫情。伐木和采矿产生的利润流向哪里？卫生服务结构性调整的贷款源于何处？追寻各种蛛丝马迹，最终你会把目光锁定几个全球金融中心：伦敦、纽约和香港。华莱士说：“这些地方才是导致埃博拉病毒爆发的真正‘热点地区’。”
华莱士还称为了掩盖疾病的相关地理区域，WHO 试图扭转关于全球主要产业（尤其是食品制造业）重组和新型人畜共患病诞生之间的关系讨论的方向。这些讨论集中关注改进食品生产模式以预防未来的传染病暴发。此种讨论对人类具有先驱预示作用，堪称至关重要。他说：“各类疾病的产生就是一场进展缓慢的工业事故。我们目睹了一切的发生，但却选择坐以待毙。”他担心某个大型组织能够操控讨论的方向。那时，这场讨论就不再具备独立性。
WHO 的收入源于各成员国的会费。他们为各成员国设定会费标准，也欢迎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制药公司和农业综合企业自愿捐款。多年以来，这种自愿捐款渐渐占到了 WHO 预算的 80% 以上。大部分自愿捐款的捐款者都要求 WHO 将其资金用于指定项目或者特定疾病防控。《自然》杂志（Nature）最近发表的社论称：“这导致 WHO 在日常工作方向问题上没有太多话语权。”WHO 也知道，成员国的合作和帮助是对疾病进行有效监测的前提，所以他们总是以外交手段开展工作。WHO 对资助者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因此圆滑的外交手段成了这个组织生存下去的核心关键。
除了负责命名人类疾病之外，WHO 还负责为导致人类疾病的病毒制定生物学学名。在这个领域，WHO 也奉行同样的去政治化原则。他们在 2008 年对 H5N1 禽流感的病毒系谱图进行修订，目的是防止“因为变异病毒名称中的地理元素使部分地区受到侮辱”。当时，一个变异后的病毒就属于他们修订系谱图中所在的分支。以前，某组 H5N1 病毒的名称中含有“福建”（Fujian-like）这样的字眼。修订后，这组病毒改名叫做“分支 2.3.4”。实际上，中国政府曾在两年前就病毒名称中含有“福建”而提出抗议。这次名称修订不是对中国政府抗议的直接回应，因为 WHO 此前就已经开始着手修订工作。不过对华莱士而言，此举暗示 WHO 开始渐渐将奉行外交手段的重要性置于公共健康之上。在科学家找到更好的分类法之前，我们应该保留诸如“福建”这样的地理命名。他觉得这些名字能给人们带来警示，提醒我们这些禽流感有其特定的发源地。
WHO 善用外交手段的另一个例证是 2009 年的猪流感。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 CDC）位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通过与该组织合作，影响力巨大的 WHO 成功将猪流感改名为“流行性疾病（H1N1 ）2009”、“2009 H1N1 流感”等类似的名字。移除名字中具有误导性的“猪”是正确选择，但新的名字却掩盖了此病爆发的原因：养猪业的重组。
华莱士在书中以猪流感为例，详细向读者阐述了一个真正具有丰富信息量的疾病名称应该是什么样子。导致猪流感的病毒与引发 1918 年大流感的病毒关系密切。1918 年时，人们也许是从鸟类那里感染了病毒。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又把这个病毒传染给猪。在 2009 年再度出现前，该病毒已经在猪身上变异进化数十年。第一个猪流感患者出现在墨西哥，因此很多媒体也将这种疾病称为“墨西哥流感”（Mexican flu）。华莱士表示，猪流感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是巧合。在他的观点里，猪流感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 NAFTA，签订于 1992 年）导致的直接结果。该协定废除保护性关税，在北美创建出一个自由贸易区。此后大型农业企业将小型农业企业挤压出行业，甚至还具备阻碍小型农业企业进入行业的能力。此举加速企业合并，但也破坏了猪群的基因多样性。在华莱士心中，如果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09 年的猪流感就根本不会出现。因此，他觉得我们应该将这个疾病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流感”才对。
他承认这个名字太具有挑衅意味，但给猪流感起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自己严肃的观点。去年一月，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的流行病学家、禽流感专家马吕斯·吉尔伯特（Marius Gilbert）也表达了和华莱士相似的看法。吉尔伯特在《柳叶刀传染性疾病》杂志（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的文章中写道：“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而它们又在流行病发生的因果关系链条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将人们的视线从这些东西上转移开来的做法才是导致疾病出现的罪魁祸首。”
国际上呼吁 WHO 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组建一个更加精简独立的 WHO 是我们应对各类新兴疾病的第一步。接下来 WHO 要联合各国政府和主流产业，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流行病蔓延这场大戏的消极旁观者。很多证据都能证明这一点。一份 2015 年的研究梳理了猪流感在全球蔓延背后隐藏的逻辑：欧洲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出口国，它们也是猪流感最大的输出国。研究还表明在禽流感毒株这个问题上，家禽（其数量已经超过野生禽类）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野生禽类。
人类正在以生态学的方式打造能够威胁自身的疾病。WHO 必须向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反复强调这个结论的重要性，而他们可以采用的手段有很多，其中之一就对疾病进行命名。疾病的名字具备影响人们行为的力量。有时候一场规模浩大的疾病过去，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中能剩下的也就只有疾病的名称而已。这些名字不但不应该放弃揭示传染病的起源，反而应该做到尽可能具体精确。比如说 WHO 不应该再用“禽流感”这个词，而是应该说“家禽流感”。
资助 WHO 的政府、企业和组织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一个道理：精简独立的 WHO 远比自己敌人一时兴起打造出来的附庸要有用的多。当然，改革后的 WHO 会迫使他们解决导致疾病频发的真正原因。可如果他们不出手，全世界就要承担后果。未来流行疾病的能力更强大、传播势头更迅猛。如果还坚持去政治化的命名方式，新疾病的名字将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有用的信息。就好像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除了揭示替罪羊之外别无它用。当然，西班牙人也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用那不勒斯士兵命名了那场疾病。
翻译 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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